周二，Twitter公司發布了新一季度慘淡的財務報表。盡管比投資者預料得要好一些，但稅后仍然虧損1.32億美元。可以料想，第四季度的營收也將低空飄過。然而最糟糕的是，今年它的同名產品在美國未能新增任何活躍用戶。
Twitter的股價在這一消息公布后暴跌了至少10個百分點。
實際上，自從2年前 Twitter上市后，投資商對它的前景就不那么樂觀了。畢竟只有一小部分用戶會密切關注它的運營情況（家家上市公司皆是如此）。在我看來，有一種流傳的說法比較合理，即除了避免破產，Twitter的財務成功與其社會效用并沒有多大關系。很可能僅有3.2億用戶對朋友每天140字的更新感興趣。當然，如果你也成立了一家網站，每月達到4%的全球人口瀏覽量，那么抬頭挺胸，你真的很棒。
目前有兩個“Twitter”存在，一個是位于舊金山的企業，另一個則是社交網絡產品，它們并不是完全分離的。甚至可以說，不管Twitter公司有何創新，后者似乎總是如影隨形。最近，我常常在想，這家企業是否名存實亡？假如網絡發展成為公司壯大的最大障礙時，該怎么辦呢？
談論Twitter是件蠻有挑戰的事。曾經，我和同事Adrienne LaFrance試圖指出2014年4月問世的Twitter與更早2年前初始版本的區別。然而1年半過去了，一無所獲。不過我覺得我們意識到了社交網絡正邁入尷尬的中年期，或許Instagram是唯一一個人們尚未玩膩的社交網絡產品。
但我還是想就這個3億多人都較為關心的問題談談個人見解。我極為贊成加拿大學者Bonnie Stewart提出的有關Twitter之變的觀點，它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Twitter公司難以挖掘新用戶，尤其是在美國。同時，我也覺得這能幫助大家理解Instagram（包括Vine和Pinterest之流）比Twitter有趣多了的緣由。
為了能更好地透析Stewart的觀點，首先我們得了解一下傳播學媒介環境學派的教授Walter J. Ong在20世紀發表的文章。
一提起Walter Ong，大家總會想到那一串頭銜。Ong是美國路易斯大學的一位英文教授兼歷史宗教學家，曾在現代語言協會擔任了一年的主席，也是Marshall McLuhan的得意門生。從23歲起，直到91歲（即2013年）去世，他都時刻準備著當一名牧師。
Ong把學術重點聚焦在人類社會從口頭表達到書面交流的轉變：從單純地面對面交談與分享演變成寫信、發信息和瀏覽平面媒體。他將這兩種文化的差異進行了歸類。具體來說，口頭表達僅是把詞匯視為聲音和動作，注重記憶和重復性，并與人的現實生活息息相關。而在書面文化中，詞匯是可視的，因而語言可以變得更加抽象，從記憶中提取的修飾語也會更加合理，比如“深深的大海”（荷馬曾用詞。把大師的著作概括成這樣，確實有點慚愧）。
當然，結合現代發展，Ong也提出了改進，把通過諸如收音機和電視之類高科技產品（不需要用到文字）進行溝通的方式稱為“二度口語”。在他看來，“二度口語”是20世紀最重大的傳媒現象之一。
隨著互聯網的高調上位，“二度口語”的說法似乎有些不恰當了。我們一般不上網聊天，而是打字發信息。要知道，口頭交流的重大特質之一便是即時性，說話不停頓。但如今在線聊天也是即時性的。正如Ong晚年在一次采訪中所說：在網上，將口語文本化用以交流，和常規的口語交談一樣已經載入史冊了。總而言之，我們在網上用文字交流（不管是Twitter、Slack還是gchat）就跟大家正在面對面交談相差無幾。
你會如何描述這種新奇的綜合體，是有著與口語一樣即時特性的文字文化嗎？而 Ong顯然另有高見，提出了“二度文本”這一新概念，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混合文本”。Twitter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盡管有學者指出，“Twitter仿照了人們面對面交流的模式”，但不可否認，它能讓用戶在不同的時間看到相同的言論，這正是文字的不朽特質。每條推文看似隨意，就像口頭聊天一樣輕松自在，但它仍然帶有文字的清晰性、獨立性、條理性以及永久性等特征。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Bonnie Stewart。她專門研究Twitter，我覺得她的成果應該得到更廣泛的應用。事實上，我第一次閱讀Bonnie Stewart的文章是在2014年9月，而在今年4月，她又有所補充，透徹地分析了Twitter的振興政策。
接下來我會摘錄一些9月份剛發布的內容并附上注釋。以前，Twitter依賴用戶的參與，而這種模式需要他們同步產出和消費，即邊閱讀邊撰寫，也就是說，“觀眾和發帖者的角色是相互轉換的”。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玩Twitter，該模式的壓力與日俱增：
“這種很大程度需要用戶參與的媒介總是讓人有些憂慮。隨著越來越多的亞文化被塞到 Twitter 這樣置身于光天化日下的主流平臺上，它也就逐漸開始衰落了。每個人手中都擎著他人的頭，一切都越來越沉重，達摩克利斯之劍正等待著那個即將遭遇重擊的誘餌。”
口語習慣和書面習慣之間的平衡再一次被強調。她寫道：“Twitter的衰敗與那些用戶參與式的媒介的衰敗如出一轍，這已經成為充滿競爭的一個領域。而口頭化的文字在我們心中的分量也逐漸逼近甚至超越傳統紙媒。”
換句話說，在 Twitter 上人們討論的是那些短暫而逗趣的話題。他們的言論會被局外人看作是明確的政治立場聲明。因為政治話題總是很有嘩眾取寵的效果，所以人們站隊站得樂此不疲。
而研究數字空間的人類學家紛紛表示，當下在線溝通的主要問題是“語境崩塌”。這就要考慮口頭表達和文字交流的差別了。當你與人面對面交流時，你可以通過對方的反應來感知自己說的東西是否得當。但當你用寫（包括制作視頻和播客）的方式時，你傳達的信息可以流向地球上的任意角落，被每個人閱讀，一瞬間你就有了許多原本你一輩子也不會打交道的讀者。
我覺得Stewart認識到了新層面。這其實并不是語境崩塌。崩塌的不是那些聽眾和期待，而是對基于口語和印刷媒體的期待。這是繁榮發展的互聯網所帶來的口頭化文字的結果，是一種交融。
當然，我鐘愛Stewart 的研究成果不僅僅是因為她找到了這個機制，還因為她指出這種交融是塑造今天互聯網的一股力量，而非單純地指責。正如她寫的：
“不管Twitter是否要完蛋，它都是目前發表尖銳時事最好的平臺，比如其#Ferguson protests to media visibility 標簽下的那些內容（相比而言，Facebook 那些算法過濾器使得自身愈顯拙劣）。據我的調查來看，Twitter 是個很好的發聲渠道。”
“同時，它也允許每個普通人就任何事物大發評論，邊緣人群也能在這里找到歸屬，像婦女或者有色人種這樣的弱勢群體可以在這里說現實生活中不敢說的話，而現實生活中解決無門的不公平事件如果能在 Twitter 上激起波瀾，結果就會有所不同。”
Stewart 把邊緣群體利用 Twitter 發聲這種現象稱為“終極Twitter”。（這比Jon Ronson和其他人早先提出的同一概念“Twitter打臉”要合適得多。）它幫助了民權運動和新法西斯那幫人。然后，在媒體的大肆宣揚中，人們看到Twitter的積極行動，對比其他網站的獨善其身，其效果更為顯著了。
那么還有其他東西在 Twitter 上融合嗎？當然有。公開和私人的界限變得模糊，專業和業余也同樣如此，我甚至覺得主觀性和客觀性也被混在一起了。但 Twitter 終究只是個在線空間，很長時間以來都是從口頭語言和書面文字的張力之中贏取生存動力，而到了其中年期，兩者的跨度更加明顯，看起來就像一種崩塌。
不過，這種張力也解釋了那些更視覺化的媒介為什么比文本媒介更生動有趣。Vine、Pinterest和Instagram 不依賴文字，也就沒有文字層面那些復雜的東西，有圖像就行。后者本身就已經夠直接夠形象了，很難再做什么融合，也就是說，視覺化的對話更原汁原味。
當我給 Stewart 發郵件談了這些觀點后，她表示自己也不能確定。
她說道：“我覺得平臺的文化基準建設還不夠，尤其是用途與監管方面。當然，我也不確定 Twitter 的不穩定性和它與書面文字的緊密程度有多少關系。”
她繼續道：“我覺得需要加強可視化。Twitter制造（不僅僅是散布）的話題受媒體監督，但還是能讓毫無交集的人們聚在一起，討論并抒發個人感想，雖然這些話題始終很有限很分散，沒能好好串聯起來，就好像一年前烈日炎炎下的火藥桶。”
目前，這就是Twitter。在這個空間里，上下文可以牛頭不對馬嘴，所有的思想似乎都可以放大，或者用一篇 Buzzfeed 的文章替代。而我也習慣了這種模式，并在 Twitter 上謹慎發言，因為世界好像并不需要我對自己并不是很了解的東西插話。這樣說來，Twitter 的承載力確實讓它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成也蕭何敗蕭何，這種包容性也令其在整個行業以及媒體界頗受質疑。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插入一段消息用以佐證：去年，群眾對 Twitter 的吐槽“我不想知道別人午飯都吃了什么”開始慢慢轉變為“我不想讓每個人都看見我說了什么”，群眾意識到這點了，這其實也正是 Twitter公司的問題所在。像 Moments 這樣的新產品（把文字、圖片、和視頻合為一體）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切。
說實話，我也不確定該怎么做才能解決問題。但我很好奇 Twitter 是否打算減少一點大雜燴的感覺，多加一點私密性。比如說可以把權限設為公開和朋友可見兩種，把內容分為“口語化”和“書面化”兩種。Twitter 雖說可以長時間鎖賬號，但頁面依然是公開的。這樣一來，推文可以設置瀏覽權限的功能想必能滿足眾多用戶的需求，設立私密賬戶的新用戶或許也能減少將推文公之于眾的不安。
也可能Twitter做什么都是徒勞。畢竟任何事物都不能保證永遠繁榮，所有的公司和社群到最后都逃不了分崩離析的命運。有些企業在重重危機中垂死掙扎多年，免不了筋疲力竭，傷痕累累；個別靠慣性幸存下來，那也是天可憐見，而非重現生機。
